在今天， “做自己”“成为我自己”的口号从没有如此地响亮过。倡导差异、多元、平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人们对于所有事物的判断都变成了“没有对错”“没有高下”，只有个人选择。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在现代社会，只凭个人选择的自我，到底是个什么“自我”？每个人都喊着要做自己，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到底怎么做“自己”？
“自我实现”与空洞的“身份认同”
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终结》中严肃地批判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受教育的年轻人们，尤其对他们所持的一种浅薄的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种相对主义表现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价值”，对这些价值我们不可能进行理性地分析或论证，因为没有哪种价值高于另一种价值，所以谁也没有资格挑战别人的价值。
这样一种相对主义既是一种认识论立场，还认为价值是不可被理性论证的。并且，这样的相对主义被当作一种道德立场——任何人的任何选择都应该被尊重。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我相信大家对这套话语并不陌生，甚至可能一度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进步的、相对主义的、自由解放的道德立场出现。
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形式的权利，而选择的标准取决于【我自己】判定什么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我自己为自己确定自我实现取决于什么，任何人都不能或不应该，规定或者试图规定价值的内容，否则会被别人痛骂“爹味”。 这种个人主义导致的后果就是自我中心，以及对那些外在于自我的社群、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事务漠不关心。结果就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我觉得关心那些形而上问题没有意义，跟我的个人生活无关，不会对我的个人生活有任何影响和帮助”。这种漠然、狭隘、平庸遍布各处。
然而，这种遍布各处的相对主义观点和立场是自欺欺人的，甚至是荒谬的。一方面，强调自我实现、自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的文化已经使现代人丧失了对自身之外的他者与外部世界的关心、思考和洞察。这样的自我无非是一种浅薄的、无赖的、任凭己意的、放纵的自我。另一方面，现代人又对于自己坚持的那个“自我”没那么自信，往往又会盲从各种五花八门的“权威”：塔罗占卜、自封的专家和意见领袖，到处寻找不知道会不会把自己带沟里的“人生导师”和“人生指南”。现代人的“成为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空无一物的依托答辩成为腆着脸的依托答辩，然后再宣布——“我是存在主义者！”
当现代人说出“自我实现”这种空洞话语时，这只不过是对平庸、狭隘的生活添上一种矫饰，故作一种姿态，这种生活里毫无崇高和德性，只有活命。
阿兰·布卢姆曾以下面一段话表达了对于“自我实现”这种相对主义、自恋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厌恶：
“绝大部分学生，尽管像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思考自己，但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忙于自己的职业和关系。自我实现的某些虚浮之辞给这种生活一个有魅力的神态，但是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生活毫无任何特别崇高的东西可言。活命哲学已经取代英雄主义成为受人赞赏的品格。”
现代人最关切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认同”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症候。这不是说早些时候没有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是说在早期的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不是个问题，它是由其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活动决定的。当下最流行的所谓的身份认同政治或者意义政治，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频繁出现，比如文化、种族和性别。认同政治要求的是什么？无非是认同不同存在方式的平等价值，要求对各种价值平等地承认。 那问题来了，价值平等的基础是什么？难道是差异吗？差异意味着不同，不可比，不可比还如何成为价值平等的基础呢？满脑子以自我为中心，只强调差异，“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实在是某种典型小布尔乔亚病。我们需要知道，人人平等不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有差别，而是因为不同的人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超越了差异。如果我们要求不同身份的平等，无论是不同性别的平等、不同种族的平等，还是不同文化的平等，我们都必须共享某些价值标准和尺度，而正是这种标准才能证明这些不同的身份或同一性是平等的。否则，平等的原则就是空洞虚伪的，它只沦为一种政治正确。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成我们身份和同一性的是私人领域的关系。对于精明的、潇洒的、想要自我实现的现代人而言，关系是偶然的、暂时的、工具性的，只是为了“成就自我”、满足自我而存在的。然而，这样工具性的关系并能形成我们的认同和同一性。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关系一旦缔结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关系当然有可能破裂，人的同一性也在变化，尽管如此，真正的关系不可能只是工具性的。这种对关系的工具性理解——关系服务于我的自我实现，和个人对一个共同体的承诺是对立的，这样的工具性关系也把公民责任、社会责任等驱逐到了社会边缘。
意义危机、工具理性和政治冷淡
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不是突然降临在现代社会的，这种流行的观念有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现代性。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通常会谈论的关于现代性带来的几大问题作为理解现代性状况的背景。
现代性带来的第一大问题是个人主义的危机和意义的丧失。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是以较大的秩序来规定和理解自身的，某些情况下是宇宙秩序，logos，一个“存在之链“。这种宇宙秩序反映在人类社会就是城邦。宇宙秩序或社会秩序，既是限制，也是世界、社会生活与行动的意义的来源。人周遭的生命与事务不仅是人们改造、控制的原料、工具与对象，也是“存在之链”的一部分，即意义秩序的一部分。
当托克维尔说，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时，当尼采咒骂“末人”的生命不再有任何抱负，只有可怜的舒服时，他们在说什么？事实上，他们共同敏锐地察觉到同一件事，那就是现代性的衰落。对现代性的“衰落”的话语被描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也就是生活的平庸与庸俗。个人丧失了更高的目标，丧失了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只顾【个人生活】而失去更为宽阔的视野。
个人主义的自由的另一面是以自我为中心，变态地、可悲地只关注自身，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恋。这使我们的生活平庸又狭隘，也更少会关心他人和社会。
世界的“祛魅”与工具理性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第二大问题。工具理性指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工具理性意味着追求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益比。
砸碎所有旧秩序——不管是神圣秩序还是传统文化——都为拓宽工具理性的范围开辟了道路。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都不再基于事物的存在秩序、上帝的神圣秩序或传统，我们就可以按照新的尺度重新设计新的社会秩序，以使个人幸福最大化。那么什么尺度最管用？当然是工具理性的尺度。相应地，一旦事物不再作为存在之链中的一环被理解，它们就可以仅仅作为我们计划、控制、安排、改造的对象或工具而存在。
工具理性既是解放也是威胁。工具理性的蔓延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本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现在都按照成本-利益的模型来决定，目的只有一个，收益最大化。例如，财富和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没关系，经济增长要紧。环境污染与自然灾害，没关系，经济增长要紧。这种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寻求技术解决，技术的支配地位助长了生活的平庸化和狭隘化。然而，哪怕在具体的问题和领域，最重要的也远远不是技术。例如，社会和医疗系统通常低估了护士，比起有高技术的专家，护士恰恰能提供人最需要的有人情味的护理。
工具理性正是现代生活的主导机制，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按着这个机制压迫着我们。就算你有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可能被市场条件和官僚系统的规则逼迫着去执行一项明知是违背人性和善意的行为——这正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铁笼”。
温和专制主义和自由的丧失是现代性带来的第三个问题。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政治生活将使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都严重丧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分析了温和专制主义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是如何形成一个恶性的闭环结构的。温和专制主义比旧时代的暴政要精明得多，政府是温和的、家长式的，甚至可以保持民主形式，有定期选举。但事实上，一切都仰赖一个“巨大的监护权力”驱动。除非有一个人民参与度极高的政治文化来支撑，人民重视并积极参与各层政府，也重视并积极参与市民组织，否则，这种温和专制主义就会很危险——一旦参与行为弱化，市民组织萎缩，就只能剩下个体公民独自面对巨大的国家官僚系统，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是难免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公民只会变得更加消极，对政治更加冷淡，而温和专制主义将会愈发巩固。这就是我们今天高度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政治世界里的现状。受到威胁的、一步步丧失的是 政治自由和作为公民的尊严。政治自由的丧失意味着，选择不再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做出的，而是那个监护权力，也就是你的爹做出的。
必须设定的“自我的意义背景”
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人类生活的一般特点是根本意义上的对话特性。我们无法通过一个抽象的、单独的自己来定义自己，来确认自己的同一性，而只能通过与重要的他者的对话中定义我们的同一性。现代文化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模式显然是不足够的，甚至是自我取消的。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不了他们想要实现的“自我“，因为自恋摧毁了实现自我的条件。
什么是有效的、可被承认的“自我定义”？当我们试图定义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试图找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我们以与别人的重要差异来定义自己。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种定义自己的方式：第一，我是唯一一个恰好有373根眉毛的人。这种同一性和对自己的定义顶多让我们觉得你在开玩笑。没有人会因为你恰好有几根眉毛而承认这种独特性，除非这个数字在文化里有重要含义，这个定义还合理一点。那么看看第2种：我通过我准确表达重要真理的能力，或者通过我卓越的退堂鼓（bushi）演奏能力来定义自己。这看起来似乎就能够被接受了。为什么第一种对自我的定义和解释是荒唐的，而第二种是可理解的？因为一个人的主观感受、直觉或意见不可能决定某物重要或不重要，凭个人的直观感受和直觉来判断事物价值，这是不可能、不成立、无效的。
当代的相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不可理喻的、无效的价值尺度。这种相对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价值的主观主义的假定：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自身的重要性，某事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确定了它是重要的，“我”感觉到它是重要的，“我”决定了它是重要的。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不妨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事物具有重要性，不是因为个人主观的感受、直觉、意愿。事物具有重要性是基于一个可理解的意义背景而言的。脱离了这个意义背景，主观规定的重要就是不可理喻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说，我的眉毛恰好是373根，这很重要、很特别，你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对“自我”来说也一样，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有意义地定义自己，就必须承认那个对于自我来说重要的意义背景。人只有在一个可理解的背景之中才能定义自身，这个自我才是可被自理解的。或许有人在这里会说什么“啊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我自己理解我自己！”我求求你少说这种胡话，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你，说明你的自我并没有一个可供理解的意义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你自己也理解不了你自己。不存在“全世界都不理解你，只有你自己理解你自己”这回事。在宣称这种口号之前，人应当反问自己，到底自己理不理解自己。或者这个悬浮的、原子化的自己到底有多么特别、多么难理解？
现代社会充斥了大量类似的修辞，“差异”“多样性”“多元文化”，这些话语或许一开始表达了某种本真性理想和自由社会的解放，但今天大多情况下已经沦为一种为主观主义遮羞的借口。对这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和辩护尤其呈现为如下样式：对“自由选择“本身的肯定。怎么都对，什么都行。事物本身没有价值，价值正是你的“选择”带来的。这种观点拉平了所有“选项”，抽走了所有价值序列——选项之为选项就在于某个选项不过是诸选项之一，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你对偏好做出高下判断，那你要被抨击——他们会告诉你，选择没有对错，审美没有高低。真的是这样吗？当我选择某种文化产品时，《奥德赛》和《回家的诱惑》真的没有高下之分吗？你当真觉得巴赫的音乐和薛之谦的音乐一样重要吗？之所以人们会坚持声称各种选项无非是个人选择，无可指摘，不是因为它们都【一样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都【一样不重要】。这些“选项”无非都依赖自我那毫不重要的感觉而已。对于“自我”来说，当然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自我重要。也就是说，自我的选择本身为事物赋予价值，这样的观念是自我取消的。因为当选择的对象在价值上被“拉平”时，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坚持和强调的那种”差异“”与众不同“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一样。
关于“生活的意义在于这是我的选择”这样的想法。关键在于，理解到在自我选择之外还有其他重要问题。当我塑造自己的生活时，存在某个独立于我的意志的崇高的、超越的，因此是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是重要的、正确的是留待人们去发现的，而非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可能做出选择。然而，现代人被置于的正是一种【自我创造选择】的观念之中，没有任何标准与尺度，带来的结果通常是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歪门邪道。
也就是说，除非某种选择比别的更有意义，也就是存在价值序列，否则“自我选择”这个观念就流于浅薄，并自我瓦解。作为理想的自我选择之所以重要、有意义，就是因为某些议题比其他议题更重要。只有你确定了什么问题是重要的，自我选择才是成立的。你不能仅仅因为做出了“购买品牌A而非品牌B”之流的选择就声称自己是一个自我选择的人，并使用一整套尼采的话语，或套用简单点儿的萨特式存在主义话语，说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这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依托答辩。
同理，没有一个关于“什么是重要问题”的背景的人，无法有意义地定义自己，这就是当代多元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的自我取消之处。只关注自我实现，不关心社会、自然、历史、团结的吗自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本身就是肤浅和琐碎的，平庸和狭隘的。它怎么可能带来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生命？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囚禁非常可悲，也非常愚蠢，因为它实现了不了任何道德理想，包括它们声称的“实现自我”“尊重别人选择”的那种理想。因为以上被自恋主义者们所漠视的东西，正是实现自我的条件。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的价值不是自我的敌人，相反，自我以这些为条件。也就是说，我只能基于重要的事物的背景来定义我自己。共同体、社会、历史、自然、公民职责，等等都是重要的。如果人把自己那个可怜的、空洞的“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排除这一切，那他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同一性”，想“实现自己”却“找不到自己”是必然结果。现代人感到无意义就对了，因为在现代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庸的世界里，更准确来说，是庸俗琐碎的牢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重要问题，也不存在什么很有意义的选择。现代人只有选择消费这个，还是消费那个的选择。并在这些消费选择中，感到一种自由的错觉。
可能会有人援引一些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作家的“自我实现”来为现代人的“自我实现”辩护。很遗憾，那些伟大的自我实现的艺术家或作家不是这些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恋主义者的朋友。诗的语言、艺术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当然扎根于个人感性，但这不意味着诗、艺术、文学不探索自我之外的秩序，不回应时代关切。卡夫卡、里尔克、艾略特、乔伊斯，它们的议题也不是自我，而是指向了某个超越的东西。太多绝妙的文学、诗歌和艺术仍在告诉我们时代的困境，生与死，人类的不堪与脆弱，以及语言的力量。这与现代人口中的“自我实现”完全不是一码事。
在缺少更大的意义背景的情况下，抛开超越自我的秩序而谈论自我的直觉、感受、天赋都是可笑的。只根据主观的自我情绪和感觉产生的作品，就是一种自恋游戏。即便在强调自我感觉和表现的浪漫主义时期，这样的自我感觉依然是和自然或更大的秩序相连的。现代人的困境就在于，由于从各种秩序和意义背景中脱嵌，人的归属感渐渐丧失，而这种丧失被以一种更强烈的、更内在的联系感来补偿。于是现代人愈发坍塌到自我之中，但是，越是以一种退回自我的方式进行补偿，意义感和归属感就越是丧失。自我就越是匮乏、空洞、自恋、无意义。
结语：拆毁与建造
查尔斯·泰勒认为，这种被批评为矫饰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话语背后其实有某种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和打捞的。也就是说，当代文化批评家们批评的是某种道德理想的低级形式，这种低级形式表现为那套自恋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自我实现”话语。这些低级形式并不代表个人主义话语背后的道德理想的充实形式，却歪曲并且最终背叛了这个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是本真性。
本真性伦理是现代文化独有的产物，起源于18世纪末，以个人主义的雏形为基础。例如笛卡尔的个人主义，要求每个人自负其责地为自己思考；洛克的政治个人主义，试图使人和人的意志优先于社会责任，等等。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或许是一种常见的对于本真性的渴望和表达，这种内心的声音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使我们通向正确的目的，成为完整的存在。在早期，上帝或善的理念是人成为完整的存在最重要的东西，不可失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和上帝不冲突，例如奥古斯丁曾论证，人的心灵具有“三一”结构，通向上帝之路既是穿越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而在现代，这个声音完全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的思想有一个源流，就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我必须以自己这种独特的方式，而非模仿其他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所以，“对我自己真实”很重要。如果我不对自己真实，我就无法领会生活的目的，我就无法领会对我而言，什么是做人。这样的观念把一种极大的重要性赋予了我自己、我与我自己的内部本性的接触：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东西，自己不可能在外部找到生活的根据和模型，而只能从内部找到。我是只有我自己才能阐发的东西，阐发的过程就是定义自身的过程。这是现代本真性理想的观念背景，给予了“做自己”或“自我实现”这类想法以意义。
诉诸 “做自己”来为漠不关心超越自我以外的任何事物进行辩护——例如传统秩序、公民责任——是无效的，是对本真性伦理的庸俗化。以“做自己”的名义，把各种私人关系当作个人自我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一种愚蠢的歪曲。甚至，把“选择的权力本身”当作一个最高的善来加以肯定，也是本真性理想的一个怪胎。
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乐观主义同批判自我实现的文化悲观主义同样浩大，它们占据了舆论场的两端，这两种声音实际上是互相成就的，但都无助于问题的进步和建设。我们要做的是敢于面对某种本真性理想在当代的庸俗形式，通过不断地阐明，致力于实现本真性的更充分模式，而非放弃行动。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性文化中的可贵之处，也要看到浅薄和危险之处。只有一种怀抱二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审视我们要奋起应对的时代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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