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来访者对咨询师失望时，他常常不能也不想直接表达。但他会通过沉默、迟到、不配合、“不辞而别”等方式来代替语言、表达混杂的激烈情绪。他或隐约或清晰地感觉到了自我内在的冲突，但是没有办法“慢下来”停下来自我思索，而是径直地采取行动做出或木然或激烈的反应。这使自我情绪和内在感受停留于一种非语言化的混沌层面。一种情绪如果没有办法被语言梳理和表达，那么就没有办法被理解和掌握。而对作为关系中的另一方的助人者/咨询师而言，就得通过这些行为去“猜”来访者的内在需求和感受。
因为意识还没有办法进入到语言，他就没有办法被“倾听”，而只能被“感受”。而“人心隔肚皮”，倾听尚且可能会理解出错，那么这种靠不同个体之间的体验式的“猜”则要求助人者有很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力以及丰富的接触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访者周围的人才会难以招架这种相处模式，毕竟谁能琢磨到另一个人少言寡语的古怪行为后面充满矛盾和堵塞的心呢？而咨询师本人，也“被迫”从咨访关系中的移情-反移情互动中去观察和理解来访者的内在世界。当然，这不是来访者的“错”，这不过是来访者自身问题的表现之一，也是窥视他封闭性内在的直接窗口。
可能是他们难以诉说不堪忍受的经历，或者因为威胁或害怕失去依恋对象而保守秘密。然而，想要交流和被看到的需要是强烈的，而且经历是可以被分享的，即使是在语言出口被扼住或压制的情况下。
述情障碍是指来访者难以识别感情、难以表达感情的问题。可悲的是，述情障碍者对他们的内心体验没有深刻的认识。卡姆巴·克莱顿(Kymbra Clayton)(Clayton,2004)注意到了述情障碍和躯体化解离之间的联系。
有述情障碍的来访者往往会显得生硬或平泼，当人们问及他们的感受时，他们会说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偶尔，他们会否认自己感受到了任何东西，而眼泪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或者他们握紧又松开了他们的拳头。当情绪积累到一个点时，他们就会爆发出不可收拾的、失控的“情绪风暴”。
在功能失调或虐待家庭中长大的来访者会被教导要忽视自己的感受，或者接受一些扭曲他们的意识或否认他们的内在体验的信息。当被殴打或性虐待的孩子哭着说他们的爸爸不爱他们，而被孩子寄予希望的母亲却说“你爸爸当然爱你，他永远都不会伤害你”时，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没有语言时，行为会说话。就像玩猜字游戏一样，来访者通过行动来传达不可言说的内容，在与照料者或治疗师的关系中展示创伤或其中的某些方面。
“行动宣泄”是创伤幸存者非常熟悉的议题，这使幸存者和照料者都感到沮丧。幸存者经常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觉得他本能够而且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然而，当行为是这个人唯一的交流方式，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时，他的选择就只剩下继续试图分享所发生的事情或自我封闭，他没有办法获得情感成长。
移情是被虐待者的秘密语言.而反移情是我们听到他们不可言说之物的手段。
在猜字游戏中，人们表演，观察者仔细看，尝试理解对方传达的内容，并最终找到与该行为匹配的词语。这时，游戏便结束了。同样的动力经常会发生在治疗中，幸存者会无意识地用行动宣泄传达自己遭受的虐待的各个方面，直到有人看得足够清楚，把无法言说的东西说出来。这时，行动宣泄会减少或完全停止。人们并不喜欢行动宣泄。这对陷人其中的人和试图帮助他们的人来说都是令人苦恼的。能够用语言表达所发生的事情，这带来的自我掌控感是令人畅快且充满力量的。
例如，来访者可能没来参加会谈，或者没有提前足够久的时间打电话通知治疗师自己来不了。当来访者被收取治疗费用时，他很不高兴。来访者希望治疗师取消账单，尽管他在治疗开始时签署了协议，而且治疗师也告知了治疗室规则。治疗师被置于索要账单的境地，然后被认定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关心钱、不关心来访者。如果治疗师放弃了费用，合同就被违反了，治疗的安全容器作用也被破坏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两败俱伤的困境——这种情况在来访者看来可能很熟悉。
也许来访者曾经学到的是关爱意味着牺牲，为了被接纳，他必须把个人需求和感受放在一边，给施虐者提供其想要的一切。过去，来访者没有接受到任何匡惠或尊重。当这种体验被带人治疗中时，来访者的失约就成了对治疗师的挑战，治疗师需要通过牺牲费用来征明他对来访者的关心。一旦治疗师发现自己处于“向我证明你在乎我”的重演中，双方需要退后一步，给这个过程贴上标签，清楚地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正视这一事实——治疗师自己无法满足来访者有生之年未被满足的需求。然后，来访者就需要处理这一丧失，即让治疗师填补内在缺失的愿望的破灭，并处理他的痛苦和深深的哀伤。
当被问及他们的感受时，有述情障碍的人可能会回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帮助他们，治疗师可以从倾听和帮助来访者发展内部躯体意识开始。可能的领域包括关注他们身体的紧张感。或者身体状态从放松到紧张的变化过程；帮助他们关注过高或过低的唤起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躯体成分。请来访者留意是否有与愤怒或悲伤或其他情感状态相对应的肌肉感觉。
咨询师可以说些什么？
我也不想复制你父母的做法，这不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因此，我将给你我觉得合适的东西，我知道这不足以填补你父母留下的空虚。我们能做的是识别你需要的东西，以及这些年来它们没有得到满足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也许可以为你做一些示范，然后你可以练习把这些东西提供给自己，并寻找世上可以以合适的方式给你更多的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以带来很大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法将帮助来访者认识到未被满足的需求，以及他对这些需求的不安和愤怒，来访者也将学习到缩愈和恰当地从自我和他人那里获得满足的方法。
建议咨询师带着好奇心处理这种行为，留意重复的模式并传达自己想知道这些模式可能在帮助幸存者表达些什么。这是一种去除羞辱性的合作方式、看待问题角度。如果这些行为符合我们的假设，幸存者表达出了需要被看到、被听到和被处理的真相的某些部分，那么幸存者就有可能更愿意进行自我观察、更留心自己的行为、更愿意学习其他的沟通方式来传达那些只能通过行动宜泄表现出来的东西。
来访者往往对自己的行动宣泄感到非常糟糕。接受这种“糟糕”的感觉、教来访者“做一个侦探”可能会帮助来访者将自我责备转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好奇这一更有益的立场。
考察“该行为是如何提供帮助的”是思考来访者的该行为在过去是如何影响来访者自体感受的一种方式。来访者的该行为可能拉近了人与人之间距离，为脆弱制造了一道屏障，或者使人在与他人接触的同时仍然能保持防御。行动宣泄可能是一种逃避那些感觉更有威胁性的东西——比如，真相——的方式。它也可能看起来更熟悉，像其他所有的危机一样，它很可怕，但是可预测的，如果危机是由幸存者创造的，它从表面上看便易于控制。
行动宣泄，甚至是将自身陷入危机确实吸引了其他人的关注。幸存者通过行动宣泄，以一种将安全和危险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联结。危机模式中的熟悉感给幸存者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安全感，使他远离更困难的感受或更艰巨的真相。它也可能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转移，使人不至于感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感往往伴随着日益加深的亲密关系——即使这种亲密关系是安全的，或者说，特别是当这种亲密关系安全的时候。
审视行为的影响的另一个方法是看什么情绪和动力被带入了关系中。这些往往是创伤情境中的情绪和动力，它们被来访者在无意中重新演绎了。通常情况下，拥有这方面知识的治疗师需要后退一步，反思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动力，并识别旧的、无益的模式是如何出现的。有时，来访者会自动地识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