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3]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苦有相反的厉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很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4]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运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先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哪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近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上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在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桶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民让他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的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情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在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有进步了。
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王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芴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着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由第二日以至半个月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路口，与过路农民谈话或演讲，大约喜欢和我谈者已有十余人，听讲者增至三四十人，比前大有进步。我还记得有一天走到城中，遇着商店里的人看见我呈出一种特别可以注意的形状，我的家里亦有许多亲戚拿着许多食物来看我的病状何如？我这时觉得甚为奇怪。后来我家一个雇工，对我说：“喂，你以后在家里闲坐好。”我问：“为什么？”他答：“外边的人都说你有神经病，你须休养才对。”我几乎把他笑死。后来查出是一般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同时乡村的农民也有许多人都信我是有神经病的人，几乎看见我就好像可怕，要避开的。但是我仍积极在龙王庙前做宣传。有一天，我是专讲农民如能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甚么“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种种压迫都可以免除净尽。我刚说到这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就厉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名合’是我家里一个店号）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我方欲开口答话，忽从我的旁边一位青年的农民起来说：“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好比着棋一样，谁的度数行得好，谁就能胜利。倘自己毫无度数，整天求别人让步，也是失败的。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我听了这句话，欢喜的了不得，我心里想到：“同志来了。”我就问了他的姓名，晓得他是张妈安君，就约他今晚在我闲馆来谈话。
他果于是晚来找我，我就表示我欢迎他的心情，他说：“我们听见你讲演以后，每每与乡村里头一班末睡醒的人驳论，他们总是恐怕你说慌，我们有几个很相信你的说话……。”我接着说问道：“那几位呢？”他答：“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通通是我的好朋友。”我说：“今晚可请他们来谈话吗？你去叫他们，我就备茶来待。”他说：“好”，就去了。不好久，我的茶熟了，张妈安君和他的朋友通都来了，我看他这几位农友，都是不上三十的青年农民，举动说话，都很活泼，我就一一问了他们的姓名，谈起农民的运动了。我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先生的话太深，有时我也不晓，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至好是晚上七八点钟的时间，农村很得空闲，我们可在这时候去。同时你所说的话要浅些，或由我们带路”。我听了他这个办法，知他是很聪明的农人，他并且郑重告诉我：“你到乡村去宣传，切不可排斥神明。”我听了这话，更服膺弗失。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来加入，那就不用说了。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我赞成道：“那好极了。”[5]我说：“明天你们找二人同我下乡去行一行，晚上就在那乡村约农民来听演讲。”他们很赞成，就举张妈安、林沛二人，并约定明早出发。大家很高兴的再谈许久乃散会。我在日记簿记道：成功快到了。
次早饭后，张林二农友果来了，一同出发，到了赤山约附近几个乡村。村中农民经过张林二人介绍之后，觉得和我很亲密，而且很诚恳的和我谈话。我就约定附近几个乡的农民今晚来此听演说，他们很赞成。及晚，他备好桌椅及灯火等我了，听的男女小孩约有六七十人，小孩站在前面，男的站在中间，女的站在后头。我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的原因，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我讲时是问答式，所以是晚农民很赞成我的话，并他们理解的能力。我演说毕，并定改晚再来时，设有留声机，还有魔术，届时必先通知他们。
第二日到别个乡，也很好。第三日，我就通知那几个乡村的农民来看魔术，并听演说。时间到了，来的农民男女有二百余人，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演说，结果也是很好。如是者有一两个星期，所得成绩不少。可是林沛、张妈安二君在这几天好象心里别有所思――表现有些灰心，不大活泼，我以为必定是地主造谣中伤以致别有顾念，我就很诚恳地问他：“到底有何缘故？”他初不肯说。我硬要他说。他就答：“我们父母及兄弟等看我天天不到田里去做工，到你处闲游，很不满意，我听父母骂我：‘你去跟彭湃，彭湃不怕饿死，你就会饿死哩！’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几乎要打我。不只父亲母亲，兄弟老婆也同一样的不满意，所以我的心里很烦恼不快！”我和张林二人想了许久，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由我去向朋友借了三块钱，先交林沛，让林沛回到家里去，把袋里的钱拿起来算一算，弄在地上碰出声来，沛君的母亲果然问道：“钱从哪里来？”沛君答：“无钱那个想出来，你不要以为我是闲游，是有钱才去做的。”他的母亲就变怒为喜了。同时他的兄弟也不敢多说了。老婆看见丈夫有钱，更不必说了。沛君把这钱马上拿回来，交给张君，也依法去到他的母亲面前弄弄，也得到同样的胜利，张妈安君即将该钱带回来，又我交还了朋友。这个方法实行后，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使张林二君切实去工作，这时张林二君很进步，居然会演说了。
可是说到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什么都困难，一般农民都是说：“我是很赞成加入农会的，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我们就对他解释，若是个个都和你一样，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过，我推诿他，他推诿我，互相推诿，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的，亲如兄弟的机关。他始说道：“好了，加入加入。”我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簿子里。同时有几个听了也要加入的，因我要将名字写在簿子里，以为将来一定上当，吓的跑了，我以后就不敢用簿子记名字了，从此每星期加入的不过两人，我们继续努力一个多月，才加入三十余人。